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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田桂芝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一百万。

    她儿子三年的康复费。

    还有……封口费。

    再睁开眼时，她的眼神已经没有了波澜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七天后，那个八岁男孩因为“突发重症肺炎合并多器官衰竭”，在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死亡。

    死亡证明由值班医生开具，病历记录完整，用药清单“符合规范”。

    家属哭得昏天黑地，但在收到一百五十万的“抚恤金”和“科研补偿”后，最终签下了“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”的同意书。

    田桂芝亲自监督了遗体的转移。

    男孩被装进专用的遗体袋，送上了一辆没有标识的黑色面包车。

    车门关上前，她看见袋子拉链没有拉严，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。

    手指蜷缩着，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蜡笔颜色。

    车子驶离医院，消失在凌晨的雾气中。

    田桂芝站在原地，直到车子完全看不见，才转身往回走。

    她的白大褂口袋里，装着一个厚厚的信封。

    一百万。

    很沉。

    回到办公室，她锁上门，将信封塞进保险柜的最底层。

    然后她走到洗手池前，拧开水龙头，用力搓洗双手。

    洗了一遍又一遍。

    直到皮肤发红，刺痛。

    但有些东西，洗不掉了。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

    筛选病童，篡改记录，制造“意外”。

    药品过量，输错液体，交叉感染。

    手段越来越隐蔽，心也越来越冷。

    她开始相信那些孩子本就“命不久矣”，自己的行为只是“让不可避免的事情提前发生”，还能为家属争取一笔“补偿”，为“医学研究”做贡献。

    多好。

    多合理。

    十一年。

    三十七个孩子。

    她的账户里累积了超过八百万的“渠道费”和“抚恤金管理费”。

    儿子周涛的康复治疗早已结束，虽然留下了终身残疾，但至少活着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

    她给儿子买了商铺，给孙子存了教育基金。

    自己则住在龙城最好的小区，开着一辆低调但昂贵的进口轿车。

    在单位，她是德高望重的田副院长，每年都会从自己的“慈善基金”里拿出一笔钱，资助贫困患儿家庭。

    媒体采访她时，她总是眼圈泛红，声音哽咽：“看着那些孩子受苦，我心里难受。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
    多讽刺。

    田桂芝从回忆里抽离，端起保温杯，又喝了一口红枣枸杞茶。

    甜味依旧，但喉咙里却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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